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习带领中央和中央书记处的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他看到陈列柜中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时，讲了一个故事。说：“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的故事随着习的讲述广为人知，但是当时为何需要翻译《宣言》？为什么请陈望道翻译？为什么陈望道会废寝忘食地翻译呢？让我们走进《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翻译出版背后的故事。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1919年4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预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由此可见，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这是2020年8月22日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拍摄的《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新华社发 郝群英/摄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宣言》的英文版，深感其对于准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恰好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急切希望译出《宣言》全文，《民国日报》社经理邵力子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举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时，陈独秀已经再次来到上海，对让陈望道翻译《宣言》全文表示赞同。《星期评论》编辑部将自己的日译本和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在阅读河上肇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明白了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一定要进行社会革命。”1920年早春的杭州，陈望道收到了邵力子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宣言》的函件，心里非常激动：《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都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左图为陈望道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8月版，因印制工作疏忽，书名被印成《共党产宣言》；右图为《宣言》中文全译本9月版。
“当时翻译很困难。为什么翻译很困难？一个就是《宣言》本身从文字上来讲，要翻译成其他文字很困难。其次，翻译过程中没有参考资料。现在知道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的两本《宣言》和两本字典，别的资料没有。”陈望道先生之子、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新说，“此外，我父亲希望这本书翻译出来要让更多人能看得懂，所以说要通俗，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经过两个月时间艰苦努力，陈望道圆满完成了任务。此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准备在上海出版。
然而，《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却遇到变故。“约请陈望道先生翻译此书的《星期评论》被查封，所以没有很好的方法刊发。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刚刚建立的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下一间房子，建立一个小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意蕴‘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宣言》。这一个地区现在还在，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221弄12号。”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长、《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指导教师周晔感慨地说。
1920年8月，《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初版共印了1000册。有意思的细节是，书名因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疏忽被印成《共党产宣言》。9月，为满足读者需求，《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册。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鲁迅在接到陈望道赠送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2018年5月，复旦大学将陈望道旧居改造为《宣言》展示馆，该校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讲活动。2020年6月，30名队员给习写信，表达了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信心和决心。习在回信中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念的故事，并对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提出殷切期望。图为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在为观众讲解。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中国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习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宣言》精神制定的。”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及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一些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觉得自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曾对《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他就把《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宣言》，真想再看一遍。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那时他把《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宣言》和《ABC》。”
习指出：“《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的必然趋势，奠定了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回望百年前的历史，《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诞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数革命先烈在它的影响和启发下坚定不移走上了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今天，我们重温这一红色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的来龙去脉，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就是要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把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人的理想信念，不负人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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